导语
生发于《诗经》《楚辞》及汉初骚赋中涉及行旅的纪行赋，以西汉刘歆《遂初赋》为卓成一体的标志，之后在东汉勃兴。建安以降，纪行赋虽仍保有两汉同类题材作品中叙行与述志、时间与地理交织互见的书写传统，但整体上已然展露出记录征伐、昭示军力以及同题共作的倾向。这些在主题、基调、功能上的赋风突变，与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曹魏邺下文人集团昌隆兴盛这两大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前者提供了纪行述志的基础，也改变了赋作素材和风气；后者创造了同题共作的契机，又激发了赋家批评和交流。
本 文作者: 丁涵,男,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古辞赋及海外汉学研究。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汉献帝建安(196— 220)年间, 群雄并起, 曹操父子、刘备、孙权竞相封王称帝, 天下三分, 汉室实亡。这二十多年间虽战火连年, 政权几易, 但以赋学史的视角尚可厘出一个自洽的体系。细分到纪行赋视阈, 马积高先生在其《赋史》中评介道:“ 这时的抒情赋体式多样……其题材亦较过去有较大的扩展……再次是写征行之感的赋也颇多, 如王粲有《初征赋》……这类赋虽然上承刘歆的《遂初》、班彪的《北征》、蔡邕的《述行》, 但所记已不限于一般的行旅生活及所见所感, 而是进一步以写军旅生活为主了。”此段话回顾了纪行赋从西汉至建安时期的沿革轨迹。自刘歆《遂初赋》始, 纪行赋在汉代蔚为大观, 后汉赋家对其程式不断祖述。纪行赋进入文评家的视野最早则要下推到南朝梁代, 刘勰在《文心雕龙· 诠赋》篇中有言:“ 夫京殿苑猎, 述行序志, 并体国经野, 义尚光大。”此处刘勰将“ 纪行” 紧踵“ 京殿” 和“ 苑猎” 这两类与朝政关涉最为密切的题材之后, 可窥见“ 纪行” 地位之举足轻重。距刘勰未远的萧统在编纂的《昭明文选》中将赋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等15类题材, 其排列次序暗示了各自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刘、萧二人的批评和编撰方式垂范后世, 唐人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中, “ 行旅” 被纳入“ 人部” 类共计21篇之多。北宋初年编成的《文苑英华》、明代周履靖的《赋海补遗》, 以至于清代陈元龙的《历代赋汇》等, 均直接袭用“ 纪行” 这一名目, 或置“ 行旅” 一类。纪行题材委实在历代赋集中已不可轻忽。
古人亦尝试对“ 纪行赋” 做出理论阐释。如唐人李善注《文选》时于班彪《北征赋》题下援引《文章流别论》曰:“ 班彪避难凉州, 发长安, 至安定”; 而于班昭《东征赋》题下同样引曰:“ 发洛阳至陈留, 述所经历也”; 又为潘岳《西征赋》作题解云:“ 述行历, 论所经人物山水也。”这些题释模糊地道出了纪行赋的内核是作者将自己的行踪以时空交织的二维书写方式来表现。今人对纪行赋的界定则更为精确, 代表者如康达维在《汉赋中的纪行赋》一文中所强调的三点:首先, 赋家的旅程叙述不限于单一的地点; 其次, 行程见闻的述录是真实而非幻想的; 再次, 纪行赋作更加反映个人化的心志。康氏对纪行文学进行了精准的定性, 并揭橥了作为纪行赋先驱的两汉作品的流衍路径。嗣后学界对各期纪行赋的研究方兴未艾, 其中也不乏对建安纪行赋风格转捩与时代影响的关注, 成果斐然。然仍有空间亟待填补:第一, 宜当在检视建安七子之外, 将二曹、邺下文人集团之作品一齐纳入参照系中比照; 第二, 除却两汉纪行赋, 另应寻绎塑成建安纪行赋风的其他因素; 第三, 凸显力征主战的主调同时, 不宜忽视此阶段赋作的少许例外情况。如是方能贴近和剔抉纪行赋在建安时代的发展全貌及变奏原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